文｜盛松成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、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）；蒋一乐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博士后）
“起步有力、开局良好。”在3月16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，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如是评价今年1-2月份我国经济运行情况。会上，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、总经济师、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表示，总的来看，今年以来，尽管国际环境跌宕起伏，外部风险特别是地缘政治冲突外溢风险上升，但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，各地区各部门认真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，着力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，1-2月份生产供给较快增长，国内需求稳步扩大，就业物价总体稳定，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。
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核心工具。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通过调节货币的“量”与“价”，对宏观经济运行施加影响，其政策效果依赖于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传导。财政政策则由政府通过预算安排、税收、政府债务以及转移支付等，直接作用于经济运行，覆盖中央与地方两个层级。“十五五”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阶段，实现良好开局，须统筹推动两大政策协同发力、精准施策，服务于扩大总需求与优化结构等核心目标。
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必然选择
与海外成熟经济体相比，我国宏观经济调控面临“多目标、多约束”的复杂格局。既要促进经济增长、稳定就业、调控物价、保持国际收支平衡，也要实现经济结构优化、金融稳定和民生保障等多重任务，本质上是在多重约束条件下寻求最优解的系统工程。单一政策“单打独斗”难以覆盖所有目标，甚至可能削弱宏观调控效能。
二者协同的必要性，既源于我国的体制机制特点，也来自财政与货币政策自身功能的差异。2023年底以来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、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《政府工作报告》等重要会议和文件反复强调要“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”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，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，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。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重申这一要求，凸显出政策协同对新时代宏观调控的重要性。
从政策传导机制来看，财政政策可通过政府支出和税收调整直接介入经济循环，较快、较为精准地发挥调控效应；而货币政策则更多体现为间接调节，其效果依赖企业和居民部门、商业银行以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反馈，传导路径相对较长，且存在一定时滞。例如，我国当前形成的“政策利率（7天OMO利率）→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→实际贷款利率”的传导链条，每一环节均受市场环境影响，中央银行难以实现绝对精确的调控。因此，货币政策在实践中常呈现“有效而有限”的特征。
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，若脱离彼此的协同配合，都难以实现多重调控目标。推动财政与货币政策同向发力，是我国宏观调控的必然选择。
总量层面的政策配合：以政府债券发行扩大总需求
近年来，为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，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、民生改善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，我国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总规模稳步上升，政府债券已成为社会融资的重要支柱。数据显示，2021—2025年间，政府债券（国债和地方债）存量余额由46.05万亿元增至94.92万亿元，实现翻番，占社会融资存量比重由16.2%提升至21.5%；2025年政府债券净融资13.8万亿元，占社会融资增量总额的38.9%，仅次于人民币贷款（约45%）。
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，要“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、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”。因此，“十五五”时期，财政政策扩张基调仍将延续，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将保持在合理区间。在此背景下，亟须货币政策协同配合，保障债券顺利发行，稳定融资成本，从而更有效地扩大总需求。
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总量支持，主要体现在“量”与“价”两个维度：一是通过流动性投放提供资金支持，二是通过政策利率调整影响融资成本结构。相较而言，当前以降准为代表的中长期流动性工具更为适配，这也是笔者一直强调的“降准优于降息”。
结构维度的政策协同：以工具创新优化发展格局
“十五五”时期，我国宏观调控不仅要扩大总需求，更要优化经济结构，夯实中长期发展基础。当前，定向调结构主要聚焦三大领域：构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、提振消费扩大内需，以及支持中小微企业和“三农”等经济薄弱环节。财政与货币政策通过工具创新与机制配合，在政策对象、实施时点与节奏安排上体现出较强的一致性与匹配度。
政策方向的一致性，主要聚焦三大重点领域。在科技创新领域，2024年央行推出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，以优惠利率向金融机构提供资金，引导其加大对科技创新与技术改造领域的信贷支持；财政部同步推出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，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。2026年1月，央行与财政部再次同步加大支持力度。同时，2025年四季度设立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为“准财政”工具，通过财政注资与政策性银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方式，直接补充重点领域项目资本金。
在提振消费领域，2025年央行设立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消费重点领域的信贷投放；财政政策通过“双贴息”（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、个人消费贷款贴息），降低居民与经营主体的融资成本，同时通过发放育儿补贴、消费券以及推进耐用消费品“以旧换新”等举措，直接改善居民与企业现金流状况。2026年1月，相关政策支持范围进一步扩大。
在支持经济薄弱环节方面，长期以来，央行通过支农支小再贷款、再贴现等工具，引导金融资源向涉农、小微和民营企业倾斜；地方财政则通过小微企业信贷奖励、政策性融资担保等措施形成配合。2026年1月，央行进一步加大工具使用力度，财政部同步推出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，共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，增强市场主体活力。
定向调结构的成效，不仅来源于政策方向的一致性，更根植于两类政策工具在功能属性上的互补关系。总体而言，货币政策结构性工具具有“债权”特征，而财政政策工具则更具“股权”属性，二者分工明确、相互补充。
货币政策结构性工具（如各类再贷款），本质上是央行向商业银行提供的优惠利率贷款，是一种以债权形式向金融体系“让利”的安排，引导银行将资金投向特定领域。这类工具主要作用于实体经济的负债端，通常具有明确期限与回收要求，强调本金安全与风险管控，侧重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、改善短期现金流状况，但难以承担长期资本投入和风险化解功能。
相比之下，财政政策工具更多体现为“股权”属性。通过财政注资补充实体经济或金融机构资本金，形成长期资本沉淀。例如，通过特别国债注资商业银行，缓解资本充足率约束，增强其信贷投放能力；通过财政资金支持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，或通过发行专项债为重大项目提供资本金，保障重大战略落地。这类资金并不以短期回报为目标，而是转化为企业或金融机构的所有者权益，能够直接承担风险和损失，更契合长期结构调整需求。
若将实体经济视为一张资产负债表，货币政策结构性工具主要影响其负债端，而财政政策工具则直接作用于权益端，二者形成互补，提升政策效能。
综上所述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核心工具，各具优势、各有侧重，两者协调配合是实现“十五五”良好开局的重要前提。从总量维度看，货币政策通过中长期流动性投放（如降准）以及政策利率调整，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，保障政府债券顺利发行、稳定融资成本，从而扩大总需求；从结构维度看，二者通过新型工具，聚焦科技创新、提振消费以及经济薄弱环节等领域，依托“债权+股权”工具互补机制，精准推进调结构、促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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